新闻

　　荣光相片/Kunming

　　荣光相片/Kunming

　　受不当道德观影响，一些在校生本着想赚“快钱”的焦虑，租卖信用卡、充值卡，成为电信公司网络诈欺犯罪犯罪行为的嫌疑犯。荣光相片/Kunming

　　 【法为萤】

　　 得知自己违犯民法的那一刻，朱某追悔莫及。

　　 朱某在地铁站偶遇一名陌生女子，在他的“推销”下办了两张信用卡，并开通信用卡，其后连同绑定的手机卡一起买下了这名女子。此后一周时间内，转入朱某名下信用卡的电信公司诈欺资金，就达55万余元。

　　 透过“卖卡”，朱某赚了500元，虽获利不多，但他已违犯了民法。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惩罚。

　　 协助信息网络犯罪犯罪行为活动罪（以下全称“帮信罪”），是2015年11月起施行的民法修正案（九）的新增罪。这一罪主要指向电信公司网络犯罪犯罪行为的重要“嫌疑犯”，具体犯罪行为是指明知别人利用信息网络实行犯罪犯罪行为，为其犯罪犯罪行为提供更多网络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更多广告推广、缴付结算等协助。

　　 “帮信罪”条款出台后，曾一度处于沉寂状态。2018年，全省检察机关控告违法进行买卖充值卡和信用卡、协助提款提款等犯罪犯罪行为为137人。而到了2022年，这一数字已飙升到13万。“帮信罪”已成为继危险驾驶罪、盗窃罪之后，各类刑事犯罪犯罪行为中控告人数排名第二的罪。

　　帮信犯罪犯罪行为刑事案件为何高发

　　 犯罪犯罪行为的协助犯罪行为通常作为从犯犯罪行为进行压制，将其单独定为一种罪进行压制的较为少见。确立“帮信罪”的考量，主要是基于电信公司网络诈欺案频发以及帮信犯罪行为不同于传统从犯犯罪行为的特点。

　　 纵观电信公司网络诈欺犯罪犯罪行为链，从养号买号、恶意注册到诈欺网站搭建、公民个人信息出售，再到实际实行诈欺、收款取钱，每一环都有协助犯罪行为的“用武之处”。其中最为高发的，是违法进行买卖信用卡、充值卡为电信公司网络诈欺、网络赌徒等下游犯罪犯罪行为提供更多转移缴付、套现、取现的辅助工具，占控告总数的80%以上。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栾广萍介绍，电信公司网络诈欺犯罪犯罪行为分子接到赃物时为了确保安全，需要“跑分”洗钱，把钱根来再转到自己的账户。在跑分的过程中，就需要大量借助别人的信用卡。在进行买卖信用卡、充值卡这一环节，出现了“Pieux—卡商—卡头”的组织模式。

　　 所谓“Pieux”，是提供更多账号、手机号的人，处于犯罪犯罪行为链的底端，与下游间隔数个层级，实际并不直接参与诈欺、赌徒等犯罪犯罪行为，因而又被称为“辅助工具人”。“卡商”则透过各种渠道在全省各地收购信用卡。赃物到账后，他们透过淘宝、提款、证券、虚拟货币等方式，把钱迅速阻塞到数个三级信用卡里，再从三级卡阻塞到三级卡。整个链Plectotropis复杂，很难上溯至真正实行电信公司网络诈欺的犯罪犯罪行为分子。“帮信犯罪行为割裂了信息网络犯罪犯罪行为分子与被害人的联系，阻碍了侦破组织工作积极开展与涉案财物追回，危害性极大。”栾广萍说。

　　 难以上溯的犯罪犯罪行为链，加之下游电信公司网络犯罪犯罪行为者多在境外建立基地，难以抓获，已到案的帮信犯罪行为人往往无法以下游犯罪犯罪行为的嫌疑犯处理。为了避免无法定罪，以“帮信罪”作为兜底罪，就成了斩断链、压制此类犯罪犯罪行为的一条环境治理思路。

　　 201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违法利用信息网络、协助信息网络犯罪犯罪行为活动等刑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全称“《网络犯罪犯罪行为解释》”）。时任最高法研究室负责人表示，网络犯罪犯罪行为分工相当细化，逐步形成环环相扣的利益链，这是网络犯罪犯罪行为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司法解释对“帮信罪”设置较高入监门槛，有助于实现对网络犯罪犯罪行为的全链惩治。

　　 2020年10月，国务院压制环境治理电信公司网络新型犯罪犯罪行为组织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决定，在全省范围积极开展“断卡”行动，严厉压制整治违法开办贩卖充值卡、信用卡（全称“两卡”）犯罪犯罪行为。帮信罪刑事案件数量由此快速上升。

　　涉案人低龄化现象突出

　　 违法交易的“两卡”，被认为是电信公司网络诈欺犯罪犯罪行为赖以存在的“土壤”和“水源”，需加以集中压制。但“帮信罪”刑事案件激增背后，也反映出不少值得称赞关注的社会环境治理问题。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德育处教师刘佳和，最近接到了一条来自教育部门的组织工作提醒，该校所在地区有2名学生使用自己的手机号码协助诈欺分子实行诈欺犯罪犯罪行为活动，被公安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刘佳和随之将信息发送到全体学生QQ群和家长群中，确保每个学生知悉这种犯罪行为的风险与严重性。

　　 2022年7月，最高检曾发布报告分析，涉案人中第一类值得称赞高度关注的，即是在校生。中国少年儿童研究中心少年儿童法律研究专家郭开元分析，计算机网络过度传播的庸俗、享乐主义等不当道德观，对少年儿童的生活态度产生了不当影响。在校生辨别能力低、自我控制能力弱，在面对升学、就业、婚恋等问题时，经济压力大，想赚“快钱”的焦虑明显，认为信用卡、充值卡的租用或出卖几乎是“躺着挣钱”。“帮忙办两张卡赚三五百块，感觉就像收款送一个‘小礼品’，不会想到已经违犯民法。”一位在校生对记者说。

　　 值得称赞注意的是，有的学生甚至由最初赚取佣金的“辅助工具人”，演变为拉拢、招募、组织下线的“牵头人”。

　　 南京一所高校的学生周某，被别人诱惑后卖掉了自己的信用卡。其上线称卡越多越挣钱，可以按走账金额给好处费，于是周某就把身边同学拉入其中。他找同学赵某、蔡某“帮忙”各自办了10张信用卡、1张充值卡。整个过程中赵某、蔡某分别拿到了500元、550元的“报酬”。

　　 检察官在办案中还发现，有的招聘市场特别是网络招聘平台对招聘企业资质、发布招工信息等缺乏严格审查和管理，导致不少学生因为虚假、违法招聘广告，陷入犯罪犯罪行为分子设计的“帮信罪”陷阱。有的学校对学生就业指导、教育管理不到位，对实习单位审核不严，导致部分学生在实习兼职过程中受骗。

　　 除在校生外，最高检报告指出，从帮信犯罪犯罪行为控告人员年龄看，低龄化现象突出，30岁以下的占64.8%，18至22岁的占23.7%。“帮信罪”是法定刑三年以下的轻罪，但由于有了犯罪犯罪行为记录，这些违犯民法的年轻人，无疑会在将来的社会生活中面临沉重的隐性成本。司法实践中如何处理这类主观恶性较小的“辅助工具人”，是一大难题。

　　 2021年10月，上述周某、赵某和蔡某三人的刑事案件从警方移送到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检察院审查控告。承办检察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对帮信罪的政策总基调趋严，但三人是在校大学生，特别是赵某、蔡某属于受蒙骗办卡，本着对在校生“惩戒与教育结合”的精神，检方没有直接控告，而是进行了类案研究。

　　 2022年3月，这个案子出现了转机。“两高一部”印发《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问题适用的会议纪要》，明确要求注重宽以济严，对于初犯、偶犯、未成年人、在校生，特别是其中被胁迫或蒙骗出售本人名下“两卡”，违法所得、涉案数额较少且认罪认罚的，以教育、挽救为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确保社会效果良好。

　　 最终，检方对蔡某、赵某作出相对不控告决定。“相对不控告，是因为情节轻微，虽然符合犯罪犯罪行为构成要件，但综合全案情节，符合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法律规定，对他们人生的消极影响将减少到最低的程度。”承办检察官说。

　　积极应对轻罪微罪增多的挑战

　　 “帮信罪”高发，更深层次的背景是犯罪犯罪行为结构的变化。

　　 2020年的最高检组织工作报告显示，1999年至2019年，检察机关控告严重暴力犯罪犯罪行为从16.2万人降至6万人，年均下降4.8%；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占比从45.4%降至21.3%。与此同时，新类型犯罪犯罪行为增多，危险驾驶罪取代盗窃罪成为刑事追诉第一犯罪犯罪行为，扰乱市场秩序犯罪犯罪行为增长19.4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犯罪行为增长34.6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犯罪行为增长56.6倍。

　　 面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风险和新型犯罪犯罪行为，1997年民法全面修订至今，罪从 412个增加到483个，其中多为轻罪微罪。著名民法学家储槐植认为，我国刑事法网的进一步严密以及轻微犯罪犯罪行为在刑事刑事案件中的比例上升，是我国民法结构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发展、转变过程中呈现的具体现象。

　　 社会环境治理的配套机制，是否做好了应对轻罪微罪的准备？

　　 天津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太云认为，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改革，都会牵涉与其相关的制度改革问题。倘若仅对制度的主体部分进行重构，而不考虑对相关或配套制度改革的话，将带来一系列制度间的“排异”反应。

　　 “‘帮信罪’作为轻罪的典型代表，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成为‘口袋罪’，造成不当社会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刘艳红认为，应采用实质出罪的方式，意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则不认定为犯罪犯罪行为，避免压制范围过大。她指出，泛化的压制模式不仅无法实现犯罪犯罪行为预防机能，反而会浪费并分散司法资源，导致有更大社会危害性的网络犯罪犯罪行为犯罪行为的扩张。

　　 刘艳红建议，面对“帮信罪”所处的复杂环境，需根据客观处境的不同调整民法规制模式。而这种优化处理后的模式，可以供其他类型的轻罪环境治理进行参照。

　　 “帮信罪”刑事案件大幅上升后，司法机关先后发布多次司法解释，对入监标准进行更加明确的指导和限定。2022年12月1日，反电信公司网络诈欺法透过，更多规定了电信公司业务经营者、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缴付机构、网络服务提供更多者应承担的防控责任。针对帮信犯罪行为，该法设置了相应的行政处罚衔接，规定尚不构成犯罪犯罪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一些犯罪犯罪行为情节较轻的犯罪行为人，不再由民法进行处罚。

　　 “当前，许多国家都面临大量轻微犯罪犯罪行为犯罪行为的处置难题。”黄太云表示，一个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深入剖析动因，综合施策才是根本解决之道。一些轻罪微罪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主要由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等多方面原因引起，而这些都在刑罚的管辖之外。

　　 （本报记者 陈慧娟 本报通讯员 罗梦瑶）